预警：含种族灭绝相关。如有不适请立即退出
参考书籍：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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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纽伦堡还是有些微微的寒冷。我向监狱长递上我的记者执业证和委员会盖上公章的批文。监狱长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证件，让勤务员带着我走进审讯室。勤务员从腰带上解下钥匙串，钥匙间碰撞哗啦作响。弹簧跳动、铁块摩擦的声音过后，一道铁栏杆的门被打开。皮鞋踩在硬石板上在狭窄的过道内发出回音。监狱内潮湿阴冷，我抱紧双臂，攥紧柔软的大衣布料。事实上，来这之前，我全身上下都被搜查过一遍，以确保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物品，而带有尖锐金属类的所有衣物都被禁止。另一个穿着笔挺警服和锃亮的军靴的哨兵接着带着我往里走。接着换到下一位哨兵。我穿过了好几道这样的门。经过几轮这样的前进，最后一位哨兵带着我来到了一间密封的屋子前。屋门被铁皮包裹，在边框处嵌进一排铆钉。他拿出一把钥匙，对准锁孔，将锁打开。
不同于屋外，屋内顶上吊着一盏明亮的电灯，灯丝发出的白光将屋内所有黑暗都覆上一层惨白的光。隔着一道铁栅栏，一个黑色头发的男人，手脚都带着镣铐，被固定在审问椅上。门口有两位服装熨帖的警察，持着来福步枪，端正站在左右两旁，密切观察这次采访的动向，以防发生突变。而让这屋子里所有人都神经紧绷的，我的采访对象，著名的纳粹军官，制定计划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战犯夏油杰，穿着干净的狱服坐在椅子上。他的身材高大魁梧，肩膀宽阔厚实，骨骼和肌肉发达。两只粗糙的、布满伤疤的手交叉放在桌上。从他的额头垂下一绺有些怪异的流海。他上颚骨突出，两腮微微凹陷，显得下颌线条凌厉。他用那双细长但如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居高临下地审视我。
“小姐，”等我在桌前坐好，他缓缓开口，“我对这次采访完全的配合，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尊重了我的需求——我希望你不是犹太人。”
“当然。”我点点头，将我的身份证件拿出来给他看。
他接过去，仔细地一份份看过，眼神中闪动着锐利的光。估计他在帮助实行“最终解决”的时候，审查人种的态度和现在一样严苛。世上的人类中，只有犹太人是猿猴一样低劣的生物——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看法，从他过去在纳粹党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当年，他认为杀害犹太人是正确的，几年过去，纳粹倒台，第三帝国在炮火中被击垮，他的想法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他将证件递还给我。“谢谢。”
我接过证件。他直直看着我，好像在透过我看向什么人，“你的眼睛很漂亮。”他语调轻快，心情似乎十分轻松，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处境，反而称赞起我的眼睛，“就像天空一样美丽深邃。”
我眨了眨眼。尽管这场采访我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可在我的预想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开场。“谢谢你的赞美。”我还是硬着头皮回答他，“那么我们的采访可以开始了吗？”
“请。”他点点头。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言语措辞得当，一举一动彬彬有礼，很难想象他这样礼貌的人会是一个收割无数犹太人生命的刽子手。
1903年2月3日，阿道夫·夏油杰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布劳瑙。他的家族并非贵族，所以他的姓名中并没有“冯”这一贵族的字样。他的父母都是日耳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父亲加入了步兵部队，在索姆河战役里死于英法联军的炮火下。母亲在他的父亲死后不久也患上白喉去世。他的亲戚们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只有他的犹太人邻居对他友好。经过相关部门证明文件的办理，他被这对没有子女的犹太夫妇收养。
关于夏油杰的童年，相关的资料很少。但是要研究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惨剧，我们就不应该回避，主观臆断地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人类同情情感缺失者，而是要深入的剖析，究竟是怎样的外部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罪犯的诞生。这个日后成为死亡之神的男人的童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压抑扭曲。根据他的儿时的玩伴和他的老师同学描述，夏油杰小时候并不狂热极端，对人类也不怀有敌意，他温和谦让，待人和善，是老师和同学眼中标准的好学生。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是为他开脱，但可以证明起码他并非一个天生的反犹主义者。事实上，在他孩童时代，他不仅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还认为所有的德国公民都应该得到尊重与照顾，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所有人种。他的老师对我们讲述了夏油杰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在一战以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程度大大加重，这些人狂热地认为是犹太人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使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犹太人在德国的生存条件变的严峻。夏油杰的同学中有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小朋友在学校里经常遭到排挤和歧视，夏油杰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愿意跟他一起玩耍的人。有一次，这个犹太的小朋友遭到小混混的欺负，他不敢还手，默默等着挨揍，但夏油杰却冲上去为了他跟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厮打起来，最终他们两个都被揍得鼻青脸肿，好几天都没有来上学。
这样一个勇敢正直的人，究竟是如何坠入地狱，走上毁灭他人也毁灭自己的道路的呢，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不探究这些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就不能防止下一个恶魔的诞生。
在学堂念完书后，他被送到林茨学习。他以优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按照他的犹太父母对他的期望，他们希望他可以成为教师，或是一名文职人员，总之就是希望他能够远离军队，平安顺遂地生活。
1918年4月，夏油杰进入慕尼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这里，他对德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完全沉浸式的研究，他曾发表过《论德意志第二帝国官僚体系之利弊》诸如此类的论文。虽然出身寒门，但他受到许多贵族的青眼，甚至有位公爵曾有意让他当自己的女婿，不过被夏油杰拒绝。
凭着他的博学多识和超凡的人格魅力，在这里，他结识了五条悟·冯·伯纳德，一位有着天才头脑和超脱常人智慧的贵族公子。他们二人相谈甚欢，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程度，这一点可以在当时的法律系主任，如今慕尼黑大学的校长夜蛾正道那里得到佐证。“当然，他们两个关系是很好的。夏油杰对法律的研究可谓痴迷，到了后期，连我甚至都不能教给他什么了，不过五条悟是和他同级的学生中唯一一个在法律上的天赋和他等同，不，甚至超过他。”说到这里，这位头发全白满脸皱纹身材佝偻的老者陷入了片刻的沉思，浑浊的眼睛中发出光亮，似乎想到了那段各种思想在大学里自由交融碰撞的岁月。继而他缓缓说下去：“五条悟是个真正不世出的天才，我日后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学生。”这所大学是全德国法律研究的最高学府，而在这样的一所大学里的同一级同一系学生中，竟出了两位改变德国命运的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希特勒与维特斯根坦。这真让人感叹造物神的安排。
在夜蛾正道的描述中，夏油杰性格沉稳严谨，是标准的德国人。而五条悟恰恰与他相反，他活泼敏捷，血液中激荡着法兰西的浪漫。这也许有一部分他的母亲是法国贵族的原因。他的母亲是巴黎上流社会中著名的美人。她有双像蔚蓝天空一样美丽的眼睛，艳丽的容貌甚至被称赞为“法国的海伦”。曾有两位侯爵为向她求爱而在广场决斗，但她没有嫁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人。最后，五条悟的父亲，一位德国的公爵，在一次与法兰西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上，俘获了美人的芳心。他们一见钟情，迅速举办了婚礼。他遗传了他母亲的美丽那双眼睛，因为白化病的缘故，他常年不能接触阳光，是一个头发和睫毛都是白色的、有着和他的母亲一样的苍天之瞳的美男子。五条悟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伯纳德公爵没有再娶。大概是他对于亡妻的思念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他对五条悟溺爱得过分，或许因此养成了他狂傲不羁张扬热烈的性格。
我们不仅疑惑，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一个像水一个似火的人，是如何成为挚友的。但天才总有相互吸引的地方，这也许是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是，正如河流分为缓急，日子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或许就是这件事，导致了他们两人后来的分道扬镳，也成为了夏油杰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导火索。
慕尼黑大学附近有一家甜品店，甜品做的非常美味。五条悟和夏油杰常常光顾。因此，他们与店长渐渐熟识。店长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就像是初开的矢车菊一样可爱动人。她叫天内理子。有一天，夏油杰陪着五条悟来到甜品店打算吃甜品时，却发现甜品店的门紧紧关着，并且一连几天都没有开门。他们后来听说，在天内理子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犹太人跟踪她进入一条小巷，拿着枪指着她的头威胁她脱下衣服，想要强奸她。在她趁罪犯不注意时想要逃跑时，子弹穿过了她的头盖骨。之前鲜活明亮的少女，转眼间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首，美丽的矢车菊迅速地凋谢，被人践踏进泥中。
我们可以推测，大概就在这时，夏油杰曾经坚信的人人平等的大厦崩塌了。他连续几个月郁郁寡欢，神情憔悴。他的心头被一种巨大的恐慌所笼罩，他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对应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可是他所怀揣的人类的良知又撕扯着他的内心。根据他曾经的同学描述，在那个夏天的两个月内，他迅速地消瘦，他的体重从190磅降到160磅。大概就是从这时起，他患上了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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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1926年，他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从慕尼黑大学毕业后，夏油杰成为一名见习律师。平民出身的他只能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五条悟甫一毕业，就继承了家族产业，成为伯纳德家族军火业的接班人。伯纳德家本是一家没落的贵族，然而他们家族中颇有些头脑灵活的聪明人，他的父亲靠着在一战中倒卖军火而使他们家族迅速变得富有。不过，五条悟对待军火不甚感兴趣，与和上流社会衣着光鲜的人士在水晶灯下喝香槟酒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撰写与战争法相关的论文，研究柏拉图和格劳秀斯的著作。为了保住家族的产业，伯纳德公爵便从自己的远房亲戚那里过继了一个孩子接手军火交易。从此，五条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德国法律的研究当中。在德国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躲避战乱，他从德国搬到了美国。他不支持纳粹党的统治，也厌恶他们所宣扬的对犹太人的歧视。他到美国后，开始着手研究国际法，成为了国际法学界的执牛耳者。
在相关证人的证词和夏油杰本人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他对德国具有非常浓厚与炙热的情感。大概就是这种热烈的情感在日后转化成了他签署屠杀令和修改安乐死计划的动力。
不过，尽管如此，在他早年工作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还是抱有足够的善意。他曾为一个犹太人的房屋官司与位高权重的长官针锋相对，不让分毫。慕尼黑法院的办公楼曾经被盟军的飞机轰炸过，资料大多在战火中被烧毁，但夏油杰办理的这份案件文档却幸运地留存下来，成为他的律师为他辩护他并非为完全的“反人类者”的重要证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个警察局署长新建了一栋高大的洋房，而一个犹太人破旧的房屋刚好就建在他的洋房旁。警察局署长觉得十分碍眼，便指使一支卫队将犹太人的房屋拆掉。犹太人找到了许多律师，他们都或出于对犹太人种的歧视，或顾忌到署长的权势没有接手。最后他找到了夏油杰，请求他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夏油杰答应了。这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院的法官判决署长停止侵害并赔偿一切损失。夏油杰也因为这个官司一举成名。
成为见习律师这几年的司法实践锻炼了他的能力，让他从一个青涩的高材生迅速成长为一个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人。他对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和他日后走上政治高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有他自身时运的原因，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于德国的法律、当前社会的矛盾、人性都了解到了可怕的程度。
他凭借过硬的法律知识和出色的文字功底被德国的最高院的法官青睐，法官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成为该法官秘书的助理。相关人员普遍认为，这就是他日后平步青云的开始。
1930年，随着纳粹党在德国逐步地夺取了政权，他也加入其中并成为党卫队的一员。他被任命担任党卫队第八分区的发言人和法律顾问。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并成为纳粹德国的唯一执政党。他接任了普鲁士内政部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他还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议会通过了由他亲自起草的《普鲁士狩猎法》，其主要内容是严格禁止捕杀未成年的幼兽和怀孕的母兽，列出不许捕杀的各种动物和飞禽，并对狩猎的各种形式作了详尽的规定。*
后来这一法案被推广到全国，并在纳粹倒台后被保留，被现在的司法机关沿用。这大概是他对后世做的唯一正面的贡献。当然，这一证据也被作为他对人类所做贡献的例证被送上法庭。
但是，夏油杰补充，“每当想到我已经处理了五百万犹太人，我都会笑着走进我的坟墓。”他的同僚们大多以“国家行为”和“上级命令”作为借口，试图减轻自己的刑罚。但这个固执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拒绝他的律师试图为减轻他的罪行做出的一切努力，否认几乎所有对他有利的证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嗤笑一声，露出纳粹分子固有的疯狂微笑，那双眼睛中有炼狱里烧起的火焰跳动。
在普鲁士工作的时候，他的助理由基向他报告了一个让他感到焦虑的现象。犹太人大都精通生财之道，他们懂得如何在一片死水一样的市场里发现商机，并使用常人难以想到的方法投机取巧从中获利。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经济命脉大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这时候，种在他心里的军国主义的种子开始发芽并茂盛地生长——德国在一战当中失败，不能不说也有犹太人的一部分原因。在夏油杰眼中，他们贪婪邪恶，耽于享乐，唾弃勤劳勇敢等日耳曼人具有的美德。他开始希望犹太人能够从德国离开。
1935年，他被提拔为党卫军少将。在这期间，他被上级指派参与《纽伦堡法令》的制定工作，他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同于以往对犹太人的歧视，这部法令为反犹种族主义提供了合理的支持，为日后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屠杀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而非公民权；他们不再是帝国公民，但他们仍然拥有德国国籍。即便流亡，他们也不会被自动取消国籍。犹太人不准同德国人发生性关系、订立婚约。另外，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不准受雇于犹太家庭。在这些条款当中，只有最后一条在实践层面具有影响力，其他的仅仅是将现实情况合法化。*
当时的夏油杰或许并没有想过将一个人种屠杀殆尽，他只是希望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给他们施加压力，从而达成赶走他们的目的。这个做法很快生效了。犹太人被从公务员队伍中剔除出去，犹太学生被大部分高校开除，且无任何地方可去。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合理的代价。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期望的现象确实发生了。那些被他认为是国家蠹虫的犹太富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对自己空前的敌意，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移民，将自己大部分的资产从德国运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天资聪颖把法律玩弄于鼓掌的人，他对社会的危害性要远远超过那些平庸之辈。常人的恶或许能犯下几起刑事案件，但智商超于常人的人如果走向了错误的道路，他所能造就的罪恶的代价将是百万人的生命。
只是，他这样聪明的人是否想过，玩弄法律的人，最后的结局是被法律处决？
或许他知道，但是他不在乎，在他看来，将犹太人驱逐出去是为了帝国的荣光，为了更多人的未来，为了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因一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所有的犹太教堂都遭到焚毁，七千五百家犹太店铺的玻璃窗被砸碎，两万犹太人被押到集中营。*大量的德国犹太人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德国，他正在这时大显身手。在强制转移的初期，他曾提出过让犹太人用自己的钱财换取相关的证件使他们能够平安离开而不被送往集中营的方法。这被他的辩护律师认为是他“试图拯救犹太人”的举动，作为辩护证据被送到法庭。他的用钱财买通行证的提议被高层采纳，犹太的富商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甘愿放弃一切，源源不断的钱财流到了机关的口袋里。凭借对于犹太问题的出色解决，他成为公认的犹太问题专家，解决强制转移方面问题的权威。他也因此获得了上级的青睐，迅速被提拔为党卫军中将。
但他在希特勒实行强制转移的初期曾放走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所管理的保安局第三处是所有队伍里最松懈的。大量的犹太人因为他初期的温和手段得以逃生。跟后期不择手段的恶魔相比，初期的他更像是勉为其难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的士兵。他只是将犹太人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实现一个国家中的人口迁移，而不是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灭绝计划，将他们送往集中营。他的强制转移的手段因为不够果断还曾得到过上级的批评。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斯洛伐克，他被派到斯洛伐克实行强制转移的任务。他有拍照的爱好，经常穿着便装打扮成普通民众四处探寻风景。事实上，他在摄影方面确实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从他在柏林住宅的地下室中搜出许许多多装着照片的盒子，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二战时社会环境的重要资料。专业的摄影师们对他的摄影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著名的摄影家，泰晤士报的首席摄影师曾经评价：“如果他不去当纳粹官员而是战地记者的话，纽伦堡的宣判书上将会少一个名字，人类的艺术史将会多一颗明珠。”
他被调到斯洛伐克的这段时间，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节点。根据他的得力干将米格尔描述，那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他难得心情也愉悦，就遣散所有随行人员一个人来到一个小镇探寻风景，回到营地的时候却带着两个小女孩。事实上，米格尔对此感到惊讶。夏油杰对女人并不表现出任何的兴趣，即使平常有交集也会控制在合理的社交范围内。他的生活甚至清心寡欲到了苦行僧的地步。夏油杰是个单身汉，他让米格尔将自己的妻子带来。米格尔的妻子是一个胖胖的妇女。夏油杰让她给孩子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让他们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她们享用。米格尔一一照做。“他在机关里很受大家尊敬。”米格尔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水喝了一口，“虽然执行上层命令的时候手段不够强硬，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坚毅的值得信赖的人，是个真正的男人。所以虽然这些举动很奇怪，但我依然听从了。那两个小姑娘后来一直作为他的养女被他收养在身边，他虽然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子女，但他完全把她们当做自己的亲生子女来看。即使是亲生父亲，也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宠爱自己的孩子了。”
将那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他回到家里，锁上门，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他抽了一根又一根雪茄，在房间内来回踱步，直到月亮在太阳的照耀下亮起来，最终他得出了一个让他骨寒的结论——犹太人是导致一切不幸的根源。
1940年夏天，他向上级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关于更加严格地执行对犹太人的强制转移计划，将他们转移到帝国内部最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并且让德国犹太人带上黄色星章。这封电报经希特勒批准后很快在德国施行。控方认为，这封电报比一百个证人更能指证他所犯下的罪行。从那之后，夏油杰一改之前的温和手段，近乎严苛地将一车又一车的犹太人运往纳粹领土最东端的“犹太保留地”。但是令所有法官们都感到震惊的是，夏油杰连自己的养父母——两个德国籍犹太人，都一并送往了卢布林这片蛮荒之地。作为德国高层官员的父母，他们本可以受自己儿子的荫蔽安度晚年，而不是和一群犹太人一样被塞进运送牲畜的卡车送往保留地，最后惨死在毒气室里。而夏油杰对此的解释是，“总不能对自己的父母特殊对待吧？”他细长的眉毛一挑。
“所以你的内心毫无负罪感吗？”
“当然没有。”他自顾自的说下去，“纯血和劣血有可比性吗？你会去在意森林里猿猴的生死吗？”
“所以你在你眼里，犹太人不是人，而是牲畜？”
他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小姐，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毒蘑菇》。”
“读过。”我点点头。《毒蘑菇》是一本宣扬反犹主义的儿童读物。在那本书的描述中，犹太人就像毒蘑菇一样，虽然外表鲜艳光亮，但内在却是有毒的。对于所有民族，尤其是对于雅利安种族和日耳曼民族来说，犹太人都是一种致命而活跃的病毒。人们常常会被它们的外表迷惑，但等到吃下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纳粹德国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孩子还处于天真烂漫的时候，就给他们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在他们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他向后靠着椅背，“他们毒害我的国家，所以我要及时、快速地将他们全部铲除。”这个刽子手缓慢而坚定地说出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这是大义。”
“但你的父母他们只是两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危害德国的事，为什么你连他们都要一起送往集中营？”
他沉默了片刻。或许这个问题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被亲戚拒之门外时，只有他的犹太父母愿意伸出援手。他在睡觉的时候，是否会梦见犹太父母对自己的关怀和疼爱，是否会梦见自己屠杀过的犹太人的脸？
“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他们从一出生就带着原罪。为了让他们走得更安心，我已经尽量采取人道主义的方法了。”
他所谓的人道主义，便是将被捕的犹太人光着身子送入毒气室。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这种新型的屠杀方式，让许多纳粹分子如释重负，因为这使他们不必使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在夏油杰看来，杀死犹太人不算什么，让他们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痛苦才是不可饶恕的。*
我不禁暗暗吃惊。人居然能够这样凶狠地残害他人。“你是否坚持自己的正论，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他又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
“有时候会。”
这简短的几个字，或许是这场漫长的谈话中他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种族灭绝行为的唯一一次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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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写的太好了
太强了……
因为他在斯洛伐克的肃清工作做的格外突出，所以他又被提拔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局长。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他参与了“最终解决”相关计划的制定，和几乎全部反犹法律的起草。
1942年1月20日，他在柏林西南部大万湖56-58号的一个别墅里参加了一场会议。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万湖会议。在座的人都是政府支薪的官员，其中8人甚至还有博士头衔。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是海德里希。会议内容围绕着如何将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去。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没被选中的犹太人将被立即处死。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讨论先集中在“复杂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对于拥有一半或四分之犹太血统者，应该杀死还是绝育？随后所有到会者就“解决这个间题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各种杀人方式，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并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所有人都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
德国中央保安局在通过灭绝犹太人以“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在夏油杰在任的期间，各个占领区里的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德国保安总局赶往奥斯维辛。这些内容他全部知悉，控方握有经他签署的各种命令的文件，有的盖有他的名章，有的用打印机打上他的名字，有的由他亲笔签发。
他冷酷又残忍，心肠就像铁石一样坚硬。用异乎常人的理智和冷静做下杀人的决定，在薄薄的文件上签署下千钧重的“批准”。
波兰、法国的国土都被践踏在德军的铁蹄之下。集中营被送来一批又一批犹太人。他们死在毒气室里，或是因为疾病、饥饿死去，另一批犹太人将他们的尸体扔进焚化炉里。等过几天，这批处理尸体的人又会成为新的一批尸体，如此循环，这些杀人工厂竟是如此井然有序。
在这些沦落的土地上，犹太人成为国家的弃民。他们被特殊对待，不是因为他们犯了错，只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流的血不一样。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房屋被侵占，父母与他们的子女分开，被塞进开向奥斯维辛的火车。他们像牲畜一样挤在狭小的车厢内，相互争抢一点点的粮食，夜晚睡在污水和粪便的旁边。在他们被赶到集中营里后，有劳动能力的被派去采石场或者去修铁路，他们被狱警用鞭子毒打棍棒驱赶，那些党卫军以虐待犯人为乐趣。大量的人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种——死亡。他们把一波一波的人骗进毒气室内，让新到的人相信，走进焚尸场内的临时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来“消毒”。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提到他的同僚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这座杀人机器在运作的时候，居然覆盖着如此令人作呕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曾经的党卫队员霍斯向我们讲述，那些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的母亲，与她们的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迈向死亡，她们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霍斯说道，有一次，一个女人悄声对他说：“你怎么下得了手，杀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毒气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想要把她的孩子们扔出来，还大喊：“至少让我的宝贝们活下来吧！”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确实曾给霍斯带来一些感情困扰，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以后，没有什么烦恼忘不了。*
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他们只是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但正是这一个个的齿轮组合在一起，才使得纳粹德国运转起来收割了无数人的生命。
被送去劳动的犯人在他们以透支生命为代价践行奥斯维辛入口处大铁门上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后，会被带去筛选。特别虚弱的犯人会被带去11号楼，接受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他们被剥夺生命，因为他们的劣质基因会造成污染。犯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两个星期。110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于奥斯维辛——这还只是粗略的估计。*
直到1945年4月末，苏军占领了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战败。这群战犯待在“狼穴”里，听着外面的战火轰鸣，喀秋莎火箭炮将弹药倾泻而出，像是一架为第三帝国的葬礼献乐的管风琴。
他们被俘后，各国的首领曾经对此进行过探讨，他们考虑究竟是要将这些战犯直接枪毙，还是对他们进行审判。而当时已经在法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条悟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他要求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审判这些战犯，非如此不能彰显审判的正义。“如果你们不顾法律的尊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他们随意动用私刑，那你们跟纳粹党也没什么区别。”五条悟在信中甚至这样说。盟军的长官们被说服了。
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平息，法学界的各种学术研究还是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二战期间出现了太多的之前从未出现的罪行，法庭又显然不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将他们释放。这些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法学家们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五条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有资格担任纽伦堡审判法官的人。
因此夏油杰和他的同僚们被盟军转移到了施潘道监狱。在给这些犯人们做身体检查时，医生给夏油杰检查过以后下了论断，他患有胃痉挛。他的胃部有严重的病变。他在被关押在施潘道监狱的单牢里时经常发作。监狱内只有12平米大，一张铁的行军床，一把简易的木椅子，一张小桌子，屋角有一个不带座和盖子的抽水马桶。沉重铁门上的小窗口是一直开着的，门前站有哨兵。单牢里的灯不准关，只会在夜间稍微调暗一些。*哨兵们密切观察着他的举动。每当他在深夜里因为胃疼而惊醒，铁床因为他的翻动发出响声。每当这时，哨兵就会申请他的专门医生前来处理。等到医生赶来的时候，他常常已经昏过去了。医生只好给他注射一支杜冷丁。当然，这种举动之前是经过他的同意的。医生不会给他使用任何未经他允许的药物。
他的律师为他辩护时提到：他从来没有亲手杀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这表明他并非一个以杀人为乐的人，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且即使德国大部分的反犹法律都由他起草制定，但他主要参加的是行政会议，从未参与德军战略计划的制定，第三帝国在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与他并无直接关系。最后，他的律师总结，他们如今成为战犯是因为国家在战争当中的失败而不是行为本身。正如戈培尔在1943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的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战犯身份被载入史册。”这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的罪孽。但这种“国家行为”的说法被夏油杰本人否定。他从不认为自己在做屠杀犹太人行为的时候是为了服从上级的命令或是被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裹挟。“那都是我自己的真意。”他说。
在审判时，法官询问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无罪。
“或许我在上帝面前有罪，但我在法律面前无罪。”*夏油杰回答。
纳粹党的信条就是不信仰基督，只信仰上帝。这是他们为遮掩自己的罪行常用的借口。
法官五条悟听到这句话时胸口剧烈地起伏，“这句话将会作为＇无罪＇被记录下来。”在休庭之时，五条悟对着夏油杰说：“那我就送你去见你的上帝吧。”
1946年8月31日，被告在法庭上作最后发言。轮到夏油杰时，他理了理衣领站了起来，向法官致敬，然后开始自己的陈词：“我并未享受杀人，也不是一个以屠杀人类为乐的变态，只是我认为，犹太人确实应该被从这个世界上铲除。这些所有的罪孽，你们当然可以都算在我的头上。但这不能改变我的意志，无法阻止我的脚步，无论我处于何种境地。”
“即使前路满是荆棘，尽头是地狱。”他补充道。
“我做出这些行为的一切动机都来源于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我想让我的民族的同胞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为了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制定了法律，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法官宣布了对夏油杰的最后判决书。
“他所实行的杀害造成了许多个国家人民的伤痛。在他的批准下，德国党卫军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他的存在，给纳粹党提供了种族灭绝的新方法。受到伤害之人的荣誉和尊严要求犯罪行为不能逍遥法外。我们相信阳光将会驱散黑暗，我们相信这世上存在着正义，使善者善终，恶者归罪。”
“他的罪行证据确凿，像山一样不能动摇。对待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宥。”
五条悟用很缓慢、很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地念出最后判决：“被告人阿道夫·夏油杰，按起诉理由第三条、第四条被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起诉，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法庭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第四条判决阿道夫·夏油杰有罪，判处其绞刑。”
在这时候，夏油杰居然微笑着听着法庭对他的审判。
甚至在他被带进行刑室时依然面容平静、步履沉稳。在登上刑台时，他的神情依然没有波动。当被问到叫什么名字时，他的回答声音冷静而低沉。监刑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我不后悔。我按照历史的指引，做出了我自己的选择。历史的法庭将会宣判我无罪。”
1946年10月16日，从凌晨1时10分到2时50分，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共有十名战犯被处以绞刑。*阿道夫·夏油杰死于绞刑架下，时年四十三岁。
我的报告经过编辑的推荐，最终在《纽约客》上出版发行。让我不曾想到的是，这样的一篇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似乎认定夏油杰这样的人该是穷凶极恶心理变态的反人类者，无法接受这样罪行累累的恶魔举止优雅得体，存在如人类一样的温情。他们认定夏油杰是纯粹恶的化身，而我为他报道，也被认定是帮凶，一位文学大家用“卖弄思想的蠢材”这样的标题在报纸上用整整一页来对我的文章进行批判。迫于压力，我向报社递交了辞呈。正当我收拾行李打算离开纽约时，一位年轻有活力的年轻男孩敲开了我的房门。他递给我一张烫金的名片，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虎杖悠仁，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纽约时报的记者部工作。
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事实上，我被这个消息吓到了，完全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他冲我笑了笑，轻声宽慰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并从黑色手提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函，说如果我同意去纽约时报就职，可以拿着这封信函去联系纽约日报的负责人。
我战战兢兢双手接过了那封用牛皮纸包装的信函。他伸出手同我握了一下，向我告别。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声：“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我并不认识您，您能告诉我这样做的原因吗？”
他露出一个非常绅士的微笑：“美丽的小姐，您不必感谢我。是我的老师希望你能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他认为你非常有才华，所以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如果要感谢的话，应该感谢我的老师。但我的老师嘱咐过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他说这是为了保证您的报道的客观与公正。所以抱歉了。”说完，他向我挥了挥手，就转过身消失在人群里。
我捏着信封靠在门框上，看着街上的人流来来往往，活泼可爱的孩子拿着气球在街道上追逐嬉闹，白色的鸽子在广场上空飞翔，一股股喷泉从大理石的泉池中喷射出来，经阳光的折射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微风抚过绿绿的树梢，卷动我的裙角。他的老师是谁？为什么他会影响我报道的客观公正？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注：标*的段落为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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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刚好看了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故事……仍然想要引用其中的话：历史的尘埃落到哪个人身上，都是千钧重负。在那个极动荡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是否正确，是否能用正误评判，都只有时间有资格评说。
为自己心中的理想殉道的小夏，消灭掉所有犹太人和咒术界消灭所有普通人一样听起来让其他人无法理解，但是小夏的这种偏执正是他所具有的独特内核。非常痛痛的，撕开伤口一般的原味夏五。
老师我要追随你一辈子